德國青年Jan與Peter ，晚上憑破解保安系統的技術潛入無人在家的豪宅，不偷竊也不破壞，卻將傢俱來個乾坤大挪移（例如把音響放進冰箱），甚至把高貴陳設重新堆砌得像前衛裝置藝術，惡搞一番後留下字條，寫著「你的好日子快要完了」或「你的財富太多了」，署名「教育家」（Edukators)。這二人團隊的DIY直接行動，從改變不公平社會的革命理想出發，用意是要這些在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制度庇蔭下的富貴人家，一嘗恐懼的滋味。可是，當後來Peter的女友Jule加入以後，三人意外地「綁架」了一個富有屋主Hardenberg。四人一同暫居山上的小屋，先是就資本主義與理想主義辯論一番，然後發現這位富有的剝削者原來是1968年的激進學運份子。四人之間微妙的互動迫使每一個人重新面對自己及思考各方面的價值觀。
這是2004年德國電影”
The Edukators”的故事梗概。導演Hans Weingartner稱電影反映他過去十年的生命 – 盼望投身政治運動，卻找不到可行的路。他相信現在的年輕人都渴求政治變革，但社會變得太個人主義，集體動力不再存在，所以不知道從何開始1。導演的看法，正好與90年代DIY文化冒起的現象呼應 – 年輕人脫離傳統抗爭模式要「自己幹」，不肯定能改變什麼，但最重要的是「行動」(action)。
導演的理想主義背景固然有助電影呈現今天的德國以至歐洲年輕世代如何以他們的方式啟動對霸權的抗爭，35歲的導演也可以同時冷靜地觀察他的上一輩與下一輩 – 六十年代與今天的年輕革命者不一樣的熱血與哀愁。電影在本土與國際影展廣受注目，成為另一部德國新銳電影的代表作，加上已成為偶像與叛逆青年代表的演員 Daniel Brühl飾演Jan一角，”The Edukators”電影像很多DIY行動，縱然不能改變什麼，但它「做了些事」，站在自己的位置，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
惡搞豪宅也算DIY行動？或許有人會懷疑，這樣潛進人家的屋內胡搞一番也算DIY行動嗎？誠然，它不如近年很多矚目的DIY行動，例如瑞舞派對(Rave Party)、收復街道（Reclaim the Streets)或各種別具創意的環保行動及媒體運動等，它們都有較強烈的抗爭訊息，參與人數與受注視程度並非Edukators的行動可比。 但同樣地，DIY行動與Edukators均以反資本主義(anti-capitalism) 的精神為主，而電影描繪的Edukators行動，亦處處呈現了DIY文化精神 。
George McKay (1998) 開宗明義的說，「行動」(action) 是DIY文化的真正力量，強調在既有的社會政治領域裡「幹些事」，而非暴力的直接行動（Nonviolent Direct Action)與DIY文化更是離不開
2。同樣地，電影中Jan對Jule說，第一步先要解放自己，認識不公義（Recognize injustice)，第二步就是行動，而行動需要找同道中人。 Jan與Peter看不過眼資本主義下的不公義與貧富懸殊，抗拒社會上的中產布爾喬亞道德價值（Bourgeois ethics)，所以聯合起來，以他們自創的方法，既不用暴力傷人也不損毀財物，但卻讓這些自以為有24小時保安系統（資本主義制度）保護的富人們，面對他們前所未有的感覺 - 恐懼與無助，時刻感到被監視和威脅。電影中他們只懂得報警，可是警察已幫不到他們什麼。
Edukators從針對資本社會的不公義出發，以自己選擇及定義的非暴力行動實踐，而行動又以年輕人的理想主義主導 （Jan說「最好的信念會繼續活下來」），既傲慢又講究原則 （堅持與一般竊匪劃清界線 ），既不屬任何組織但又以小組行動，並且需要運用技術（解除保安系統）及創意（把傢俱重新裝置），製造強烈而富幽默感與諷刺意味的視覺效果，把「革命變成時尚」 （turns revolt into style)3。這些正正與90年代以後DIY運動的特質吻合。
如果把電影裡的富戶大宅換成大企業的網站，Edukators做的，不是正好等同很多DIY文化反堵者（culture jamming）或駭客 (hackers)闖進虛擬空間搞怪，把反企業訊息混進企業網站中的行為一樣嗎？ （在”
The Edukators”的官方網站也有示範這種沒有在電影裡出現的文化反堵行為。)
相對其他DIY行動，Edukators有其不足之處。 很多DIY行動會在公眾空間製造視覺效果，是一種奇觀的展示(spectacle)，對象可能是路人或媒體，而且參與者不會逃避行動的後果（例如被捕），以突顯他們敢於向「服從」挑戰4。Edukators的行動困在私人空間，除了屋主一家和警察外，大概沒有誰會看到他們的「傑作」，而報章亦僅有一小角的報導。但Jan 與Peter初時還滿足於這樣有限的「展示」，而且他們也流露害怕被捕的心態。無疑，DIY精神首先離不開自我滿足與歡愉，至於抗爭訊息所起的社會作用，不同的行動者有不同程度的要求。片中的主角們看來停留在「自己爽」的層次多於展現或招攬參與。 誠然，很多DIY行動亦不易為主流社會所留意，但正如McKay文中提及，當許多人分別參與許多不同的小行動，其成效與大型社會政治改革運動是相同的5。Edukators 踏出了抗爭的一步，得到自我充權（self-empowered)，雖然這一步在社會改革中也有其一定的角色，可是始終欠缺向群眾展示的能力以及跟其他行動的聯繫，政治效應相對有限 。
與其他DIY行動相比，Edukators 最可爭議的地方在於他們秘密潛進別人的私人空間，而不是在公共空間或公眾可見的情況下行動。有評論更將片中三人的行為與70年代的赤軍連或恐怖份子相提並論6（片中「被綁」的Hardenberg也如此說），認為他們製造「恐懼」，而這正是恐怖份子的所為，是「心理恐怖主義」（psychological terrorism）7，更有人認為「製造恐懼」即是另一種暴力，因此Edukators所幹的也不見得是非暴力直接行動。
試試從另一面看：電影中Jule因為之前一次意外弄毀了Hardenberg的高級房車而欠他十萬歐羅的賠款，自此她每天也活在債台高築及被解僱的恐懼下。現實社會中像她一樣每天為生活誠惶誠恐的人俯拾皆是，他們掙扎而活，為的可能只是給有錢人增加一點他們其實毫不在乎的財富。這樣看來，「製造恐懼」的人又何止Edukators這些「心理恐怖份子」呢？
「國家把你們的暴力合理化（legitimized）。」 Jan 如此對 Hardenberg說 。而現實中，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尤其熱心提供這種「保安系統」給資本家。
Edukators要教育什麼？值得注意一點，德國原片名是 “Die F
etten Jahre sind vorbei” ，亦即他們留在字條上的一句「你的好日子快要完了」，片名直截了當，當頭棒喝向群眾（所有接觸到片名的人）喊話，即時可惹來注目與爭議。離開德語系地區，片名卻換成不痛不癢的 “The Edukators”。看來如果這電影真的要教育什麼，從片名的用字或可以看出，德國本土的觀眾才是當中最有潛質接受這「教育」的。
有別很多DIY直接行動，片中的Edukators沒有在意向大眾宣揚他們的信念，相反只是向特定的有錢人「教育」，但單單一句「錢太多了」或「時日無多」， 除了帶來一時的恐懼，難以逼使他們重新思考什麼 。因此不少評論也認為片中三人的行動膚淺無聊，何來「教育家」之名。
這其實也是DIY行動經常面對的批評。DIY文化中最重要的是「行動」本身，是那份積極性、創意、歡愉與理想價值，至於理性思辯、深入分析和長遠策略則變得次要。他們反資本主義，對消費社會下的生活宣泄不滿，卻無法提出理想生活模式的細節。因此，DIY行動者往往被認為是狂妄、非理性而只會自我陶醉的傢伙8，宣揚的訊息也被評為流於空洞、情緒化和口號化。
然而，如果DIY行動針對的是清晰社會議題，例如反道路、或如片首的「反血汗工廠」，而又能吸引人關注及參與的話，DIY行動即能發揮更大的政治及社會影響力，特別是一些被主流政治所忽略的議題 。正如前述，行動集腋成裘固然有其力量，但策略對最終成效起的關鍵作用，是DIY行動者需要考慮的。
也因此可說，即使站在DIY文化角度來看，電影中的Edukators也顯得有勇無謀，自稱「教育者」，對「教學目標」與語言卻含混不清，既不是警告資本家不應剝削或不該奢侈，也不是如squatter般佔據空間，徒具好玩、夠諷刺的視覺效果，而偏偏這些影像卻不能透過媒體放射出去，影響力有限。
Jan卻認為「接觸到一個，便能教育一百個」（Reach One, Educate 100)，並相信訊息自然會流傳，甚至吸引人模彷。但當他們的行動只能獲得一小段報紙報導，而動機又過於空泛時，他這想法未免過於理想化。
導演在官方網站指出，他們攻擊別人的生活方式，製造混亂，但亂得有道理。這行動以幽默的方式質疑有錢人，是一種「詩的對抗」（poetic resistance）。
「詩」無疑可以是一種對抗的文體，他們或能從中獲得「充權」和歡愉的感覺，但如果沒有正視盲點，所謂「教育」的目的最終或只會落空。我們知道所有DIY行動基本上也不能動搖大局，但如果它們能更有針對性，並讓別人看見和明白，或許就能更容易取得成效並得以延續。
Edukators的社會階層劇情的轉折，在於三位主角迫於無奈把富人Hardenberg 綁到山上，四人開始交談。Edukators第一次正面面對他們要「教育」的對象，雙方就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公義進行辯論， 導演藉他們的對話批判自由經濟所造成的種種不公平，也藉Hardenberg的辯護把新自由主義者最普遍的論點陳述一遍。
Jan警告，資本主義制度將快完蛋，因為受盡壓迫的階層將起來反抗，而Edukators正是先行者，並預言暴力抗爭將會愈來愈多。那些受美國暴力電影與電腦遊戲餵養長大的人，將會以武力向這個對他們不公義的制度還以顏色。
可是，McKay指出DIY的活躍者往往以中等階層為主，階級鬥爭的語言並不是DIY文化最關注的，而這些中等階層對暴力的抗拒也促成近年DIY非暴力的發展方向9。電影中三位主角雖不富裕，但他們有汽車、手機和各種為破解保安系統用的電子工具，他們可不是社會的最底層。要自稱階級或暴力抗爭的先行者，未免欠說服力也模糊了焦點 。
社會上最貧困的人，面對生活的各種壓迫，根本沒有餘暇、技術與資源去進行DIY運動。他們的抗爭，可能只是最簡單直接的抗議活動，可以運用的工具只有他們最原始的身體，方法可以是暴力或非暴力的，而他們首
先關注的必然是自己的生活問題。像電影中三位主角，會把精神時間花在抗議全球化下的血汗工廠、第三世界債務等問題的，大部份正是發達國家中較接近社會中層的人。
或許可以說，正是這群有一定財政能力與教育水平的中層社會行動者，透過非暴力的DIY方式，調和了社會底層的暴力宣泄，也督促上層既得利益者正視問題。但DIY運動也同時排拒社會上最缺乏資源的人參與，這也正是它的局限。
兩代革命者對話 – 誰教育誰？當肚滿腸肥的有錢人Hardenberg透露自己曾是六十年代學生運動的領袖， 兩代理想主義者的對話與互動成為了電影的另一個核心，也反映了兩代社會運動的不同之處。
Jule說，她知道資本社會的剝削，可是現在連示威抗議也沒有什麼作用了，而當別人都已經試過很多方法卻都落得失敗收場，那「還可以做什麼」，「還可以相信什麼」呢？ 事實上，這種想法在現實社會中也是很普遍的。Jan認同今天要推動社會革命是很困難的，「從前只需要毒品加長髮，建制便會自動針對你」。 但到了今天，連「哲古華拉（Che Guevara）T-shirt和無政府主義貼紙也在商店出現」，Jan於是提倡行動，相信個人革命。
DIY文化、文化反堵與很多直接行動的抗爭正是在這種社會變化及個人主義興起的環境下發展出來的，以創新的個人革命行動突破傳統群眾運動在全球化下的進退失據。一如Jan所說，他們不像三十年前的革命青年「聚在酒館商議嚴肅的偉大革命策略」，因為今天「愈偉大的策略也愈容易被建制攻擊」。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年輕理想主義者跟Jan一樣，選擇以小型游擊式的直接行動，逐寸鬆動全球化下精密的制度，而不是組織偉大的社會運動。
所以，當兩代的理想主義者碰面，對彼此的「革命」都只是不以為然。Jan對當年學運份子持尊重的態度，但認為這些方法已不合時宜。Hardenberg 雖然被「綁」，但他可以感受也尊重Edukators的理想，可是他無法認同這種「膚淺」的行為，批評這些行為既沒有效果，也選錯了革命對象（他自稱只是代罪羔羊），根本不能搖動制度半分。
實際上，90年代末開始發展的各種DIY行動，正好標誌著一度沉寂的60年代反叛文化，以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姿態重生。 因此，兩代激進青年在電影中相遇對話，有其獨特的象徵意義。
最諷剌，也許也是最現實的，是當年充滿理想的激進青年，今天成為了自己當年狠批的保守剝削者。 Hardenberg在生活與時間的洪流中，不知不覺地妥協在資本體系之下，不斷追求更多的財富與權力，背棄了自己的理想。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像他的例子不是多不勝數嗎？
「三十歲以前不搞革命的人沒有良心，三十歲以後還搞革命的人沒有腦袋。」這老生常談的說法，在Hardenberg的口中向年青的Edukators道來，自有一番諷刺意味。
Edukators 本以為要「教育」資本家，沒料到眼前的胖子曾經是比他們更熱血的長髮革命「前輩」。表面上，一如很多現實社會中資本制度捍衛者與異議者的辯論，他們誰也沒有說服誰。 但是，在風景如斯美麗的山上，四人的心情總有一些暗湧。。
「自己幹」行動者會如何被幹掉？雖然DIY行動者沒有龐大的組織，但他們自己本身的問題以至建制的反擊往往會瓦解團隊以至幹掉原來的理想，使行動無法延續。
Jan是三人中最具「反資本主義」精神的理想主義者，可以侃侃而談他的世界觀、理論與計劃，也最堅持原則，因此他會憤怒地把Peter順手牽羊的名錶丟到街上。相反，Peter不會談他的理念，也不堅持「只搞不偷」的原則，甚至覺得參與行動可能只是為了「耍酷」。同樣在現實中，DIY團隊雖然只是自發組成的小組，成員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可是正因為沒有精神領袖，彼此也不一定有什麼深入的討論，每人對革命精神與行動意義的演繹可能各有不同， 相異的意識形態更可能會導致誤會、矛盾以至分裂。
同樣不可忽視的，是來自建制的計謀。從一開始的劍拔弩張到Hardenberg自白後的緩和氣氛， 形勢一直在老練的Hardenberg掌握之中。也許Hardenberg確實有情緒上的觸動和反省，但更肯定的是他暗地裡企圖利用Jan, Jule及Peter的三角曖昧關係，挑起三人之間的矛盾，鬆動他們的團結關係以求脫身。
DIY行動有時只出於年輕人的一腔熱誠與理想，建制要對付它們，或會擺出各種願意對話或假裝理解的姿態，行動者可能就此鬆懈下來，最終被挑撥分化甚至瓦解。
到影片的結局，三位Edukators因為覺得「綁架」行為錯誤，打算把人放走，而Hardenberg也因為憶起自己的反叛歲月而承諾不報警也不討債。可是，當Hardenberg回到自己的豪華生活，卻改變主意報警。警察到了三人的住處，發現人去樓空，只留下一張紙條：「有些人永遠改不了。」
影片發出的訊息，正要提醒個人革命者，建制和掌握權力者不會是善男信女，過份信任權力只會自招危機。建制雖然手握權力與資源，地位穩固，但他們就是恐懼有人在四周滋擾 （像有錢人害怕被人闖入屋），所以要用最強力的手法去恫嚇所有不安本份的人。
影片開首，警察閃電帶走只是在商店內派傳單的人仕，在影片結尾，全副重型武裝的警察破門打算圍捕三名沒有武器的年輕人。這種荒謬的權力懸殊關係，出現在這部電影裡也常見於現實。
電影作為Edukators – 它教育了什麼？導演在官方網站中，重申這是一部有關政治變革與社會覺醒的電影。他期望年輕人一如片中三人，先解放自己，然後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自組團隊，發揮友儕合作的力量，一同抗爭與革命，而這個世代的抗爭，可以是歡樂(fun) 的。電影網站更明明白白地邀請團體及個人加入Edukators的革命行列，為改變世界站出來行動。
有影評欣賞影片的社會意識和抗爭精神，也有批評主角們的行為膚淺甚至恐怖， 認為影片對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批判過於淺薄。導演則明言，片中的教育概念是富趣味的。他針對的觀眾既然是年輕人，要吸引他們，把複雜的理論弄得較易明白和有趣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主流傳媒不是更常將這類辯論簡化來遷就觀眾嗎？）。重要的是，整部電影一直貫徹DIY文化中青春與反叛的精神，即使要說一個三角愛情故事，到結局也要安排三人同床這樣挑戰布爾喬亞道德觀的情節。這樣用青春與愛情包裝現代革命思想，到底可以讓年輕人領會多少呢？
或許我們可以從作家龍應台和她居於德國的兒子安德烈的通信10中窺探一下。十九歲的安德烈在德國看過這部電影後，內疚自己就是「日子過得太好的人」，他知道社會的不公義，並覺得電影正好提醒他，世界怎麼可能沒有「反叛」的需要，因此認真思考自己是不是應該「站起來」，去「行動」。雖然暫時他因為捨不得現有的生活模式而猶豫，但他確實因為電影而了解自己的優越處境多一些，也思考日後自己參與行動的不同可能性。
如果更多觀眾像安德烈一樣於觀影後至少思考自己「站起來」的需要甚至真的去行動，則電影本身作為”Edukators”的角色，便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據稱在瑞士，有人在銀行的門口鋪滿衛生紙，並在行人路上寫上「你的好日子快要完」的字句，而電影的德語網站也吸引了很多人在論壇上討論政治與抗爭行動11。電影本身就成為了具教育成效的直接行動，即使它的製作與發行其實也在資本主義的運作之下進行。
電影不是「大教育家」，沒有「替天行道」，但它透過虛構的瘋狂行動，側面紀錄與反映了今天DIY文化的理想與困難。無論是昨天與今天的革命者，今天與明天的資本家，都應該反思一下這新一波的抗爭運動。最後引述一篇影評的文字作結12：
「這個世代已經沒有真正的革命家」，雖然「偶而顛覆一下，改變不了什麼大局」，不過「至少還有這樣的人，否則，這個世界更加悲慘」。
1 官方網站 www.theedukators.com
2 McKay, G. (1998), ‘DIY Culture: Notes Towards and Intro’, DIY Culture: Party & Protest in Nineties Britain, London: Verso
3 ‘The Edukators’, The Observer, April 17, 2005
4 同註二
5 同註二
6 ‘Young Radical – Daniel Brühl in the Edukators’, The Guardians, April 14, 2005.
‘The Edukators learn by doing’, Journal Sentinel, Sept 22, 2005.
7 ‘Engaging “Edukators”’, Washington Post, August 5, 2005.
8 ‘Nettlesome but necessary’, The Economist, Jul 11, 1998.
9 同註一
10 安德烈及龍應台（2005），〈兒子寄給龍應台的信 – 我的「懺悔錄」〉及〈你不是一個「混蛋」〉, 《香港蘋果日報》, 2005年1月23日
11 ‘Who educates the educators?’, Community Party of Great Britain, http://www.cpgb.org.uk/worker/573/edukators.htm
12 但唐謨（2005）〈替天行道 – 革命無罪 妥協該死〉，《破週報》, 復刊3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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