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10月 03, 2010

"We are the People!"

二十年前的十月三日,東西德正式統一。終於,無分圍牆的兩面,舉國歡騰。

我連續兩年的夏天都到訪德國柏林,前後逗留十多天,並花了很長時間在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參觀以"和平革命 Peaceful Revolution"為題的露天展覽。內容一樣,但每次細看都有不同感受。2009年是圍牆倒下二十週年,我心裡帶著二十年前北京天安門的片段,去看德國一幕幕驚心動魄也激盪人心的畫面。記得那個下大雨的夏夜,我一個人在柏林東這個同樣曾經群情澎湃的廣場,思緒起伏。

圍牆不是一夕間無緣無故倒下的,也不是單靠幾個政治人物協商而成。那是無數人民,日復日的議政論事、傳播訊息、聯群、組織、合作,加上機智、勇氣、堅毅,並甘願為了他人和自己的將來冒險,才能把頑強的獨裁政權鬆動、推倒 (當然也需要當時的國際大氣候配合)。那些展板最觸動我的,是記錄了公民社會的力量 — 在東德,一個又一個本來關注各種議題或興趣的小團體,在高壓監視下,到了關鍵時刻,都紛紛起來捍衛無權勢的人民。
 
今年我重訪展覽場地,"We are the People!"比"Peaceful Revolution"又更觸動我。
 
從"We are the People!"喊到"We are One People!", 東德人,以至西德人,舉起的旗幟如此鮮明。人民,應該是最有力量的。倘若彼此尊重對方,願意信任和守護每一個人的自由,願意一起抗拒當權者的那幢高牆,那管不同的種族、性別、信仰、階級,我們就是彼此,We are One People。

這夜,思索著柏林穹蒼下……

Faraway,  so close.

星期六, 9月 04, 2010

粵語歌故事還應該這樣說嗎?

Mic

這篇文章是早前與資深樂評人黃志華合寫的,原刊於2010年七月十八日《明報》。加長修訂版會輯錄於即將出版的新書中。(另有「小小座談會」將於9月5日舉行,詳情請見此Facebook page)

粵語歌故事還應該這樣說嗎?

優雅作品曾生不逢時


粵語流行曲肯定是香港重要的流行文化,只是,每次敘述到它的歷史,不管是早年還是近年的,往往都有成套慣性論述。以早年而言,是這一套:1974年電視歌《啼笑因緣》及電影歌曲《鬼馬雙星》與《雙星情歌》崛起,粵語流行曲從此橫空出世,威震天下。這套論述,還認為1974年以前並沒有所謂粵語流行曲,有的只是些改編自英文歌、國語歌或廣東小曲的粗鄙作品如《賭仔自嘆》、《飛哥跌落坑渠》。不管是史文鴻這樣對文化批評有許多獨到見解的學者,還是黃霑這樣來自流行曲界的博士論文作者,都承繼了這套論述。

然而,他們其實都並沒有較深入地去察看一下歷史的真像。

黃霑在他的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第三章A節的結尾寫道:「這本是很荒謬的現象,自己的母語,居然歧視?不過粵語時代曲水準之粗糙低俗,實在已在社會標準之下,好像《哥仔靚》、《飛哥跌落坑渠》等一類歌曲,即使用今天二十一世紀的開明眼光看,歌詞仍然有『難登大雅』之感,無論怎樣敝帚自珍,也不能改觀。」

很奇怪,黃霑竟忘了他在六十年代後期曾替粵語電影寫過歌,比如1968年2月3日上映的《青春玫瑰》,陳寶珠、胡楓主演的,他便以兼寫詞曲的方式寫了三首,俱由陳寶珠主唱,並出版過電影原聲唱片。論歌曲的風格,是頗優雅的,這說明,其實那時也有雅一點的粵語流行曲吧!而不光是「水準之粗糙低俗,實在已在社會標準之下」。

再早期一點,1950年代後期至1960年代初,邵氏曾成立粵語片部,捧出青春玉女林鳳,拍了十多部青春片及歌舞片。很少人記起,這批電影裡的粵語歌曲絕大部份是原創的,而作曲人卻是以寫國語時代曲著名的李厚襄和梁樂音。二人為林鳳寫的這些粵語歌,相信也曾有若干是流行過的,但現今尚掛在人們口頭的僅有一首《榴槤飄香》,奇怪的是人們總認為《榴槤飄香》屬粗俗之歌,也不知道作曲者乃是李厚襄。

李、梁二人這批粵語歌,優雅的不少,惜乎流傳不開。也許是心有不甘,梁樂音1960年為林鳳寫過一首《戀愛的真諦》,是電影《戀愛與貞操》的插曲,由於不流行,十二年後把同一曲調用到別處,成為無綫歌頌母愛的劇集《春暉》的主題音樂,知者倒比較多了。

相信更使很多人意外的是,其實顧嘉煇在1960年代後期就至少曾替三部粵語電影創作過歌曲,三部影片分別是《情人的眼淚》(1966)、《多少柔情多少淚》(1967)、《春曉人歸時》(1968)。不過,要注意的是,顧嘉煇在這幾部粵語片裡寫的歌曲,都是用國語演唱的。是甚麼原因,使我們對顧嘉煇這點往事一點記憶痕跡都沒有?而在粵語片裡置入國語歌,目的是甚麼呢?這裡不無提高影片檔次的考慮吧?

筆者曾把以上現象稱為「傳俗不傳雅」,也就是說,1974年以前的粵語流行曲,我們只讓「俗」的流傳下來,「雅」的卻幾乎沒有哪首能流傳。

「傳俗不傳雅」的原因是複雜的,涉及文化霸權、身份認同以至階級階層的問題。抱歉的是,本文選擇從黃霑、李厚襄、梁樂音、顧嘉煇等,而不是王粵生、胡文森、羅寶生、潘焯等人來切入問題的討論,其實是在遷就着大家的文化偏見,可能對將欲澄清的事情幫倒忙。

關於「傳俗不傳雅」的原因,限於篇幅,這裡略述其中一項:話語權操控。

1950~60年代的主流報刊以至文藝刊物,一般由哪些人操控話語權呢?遺憾是並沒有人做過基本的研究,這裡只能靠也許是武斷的印象來回答:南來的文人以及土生土長的飲殖民教育奶水長大的時代青年。南來文人以中原文化為正宗,方言文化即使雅的亦入不了他們的法眼;時代青年一般崇洋,看西片、聽歐西流行曲、讀尼采或阿多諾的論著等等,粵語歌即使有雅的,於他們而言也儼如透明之物。故此,當時的優雅粵語歌,絕對是生不逢時。

其時的粵語歌基本上只在草根階層裡流通。對他們而言,優雅的粵語歌是無可無不可,而最受他們歡迎的,當是那些通俗中又帶點小趣味的歌曲,就像上舉的《賭仔自嘆》、《飛哥跌落坑渠》。這些歌曲在草根階層流行起來後,上述那批話語權操控者亦會察覺到它們的存在,並常常以它們為例子去指摘粵語流行曲粗鄙。

誰的黃金時代?

twelve.inch

從上述分析延伸,不難發現,香港人一直對粵語歌的論述與觀感都失之偏頗。近十多年的普遍論調,或批評時下歌曲粗鄙濫情,或哀嘆粵語歌已死,然後不忘懷緬過去,讚揚八、九十年代粵語歌之風光盛世,並尊許冠傑、顧嘉煇、黃霑等於1974年後的音樂風格為粵語歌之先驅。這些論調或許不算錯,但顯然並不全面。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形成這些觀感的原因。

我們早已遺忘1974年前粵語歌有雅俗並存的創作,原因除了前述的話語權操控,還有自七十年代中開始香港人身份認同與自我形象的轉變 — 既與廣東傳統和草根文化若即若離,又要展現中產、西化或東洋化的國際都市形象。於是,有粵曲小曲味的、用口語化粵語的,講草根階層語言的,都不符這種想像而被壓抑。唱片公司於八十年代更樂於大量採購歐美或日本歌曲的旋律。至今仍常有論者認為本地創作不足,推動原創是揠苗助長,卻忘記香港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有曲詞創作的傳統。論者更往往以「市場需要」壓抑對本土創意的鼓勵和包容。

七十年代中開始,跨國唱片企業與本地財團開始視粵語歌為一塊肥肉,投入大量資金,通過各種廣告行銷策略(當中自包括與媒體的「合作」,掌握話語權),至八十年代建立起龐大的粵語歌產業。從前當唱機還未普及,唱片尚不是大眾商品,歌曲的流行還得靠庶民傳唱。其後,唱片公司大規模生產偶像、音樂商品,追趕業績,事事以唱片銷量、演唱會票房為標準。回頭細想,廿多年來許多關於粵語歌的主流論述,原來都是由唱片公司所主導的。

不是嗎? 今天常討論的焦點,往往是唱片市場比昔日萎縮多少,懷緬過去某某的專輯賣幾十萬張的盛世等。這些或許都是事實,但我們往往不自覺地跟隨唱片公司的角度討論粵語歌的興衰。於是,「七十年代起、八、九十年代盛、千禧後衰」彷彿成了共識 — 但一如前述,我們既遺忘早期庶民如何流傳、創作人如何寫唱地道粵語歌,我們也容易忘記八、九十年代很多「賣不到錢」的本土創作歌,也常忽略普羅聽眾除了是消費者也可以是流行音樂的意義生產者,他們之間傳唱、談論、改寫歌詞等過程往往可衍生更多意義。

唱片工業的衰亡不等同粵語歌的沒落。若武斷地認為流行曲總是今不如昔,其實忽略了唱片公司與媒體過往因追求短期利益而造成的後果 (包括對創作人與歌手的制肘)。它們既可操控那些歌曲能接觸大眾的耳朵,也限制好些題材的歌曲在主流論述中出現。然而,賣得不多、媒體不報,難道就不重要嗎?

主流論述對1974年至九十年代中粵語歌的吹捧與眷戀,自有很多原因,歌曲與歌手的質素只是其一。本文要特別指出的,正是這種論述與香港人的價值觀及對香港的想像之間的關係。七十年代前的「廣東」、「庶民」傳統固然要先去之,因為香港人不願與「土氣」的大陸或「貧窮」有聯繫。許冠傑由住公屋到成為港大學生到成為巨星的奮鬥醒目仔形象,以及如梅艷芳等巨星的成功故事,則如黃霑所言,正是香港人最愛的「襤褸到金鏤」的典型。如果我們至今仍常常聽到香港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八、九十年代繁華富貴的故事,或香港人「肯博」就有出頭天的論調,那麼歌壇八十年代或浮誇或意氣風發的表象,怎會不讓香港人將自身形象投射,津津樂道,同時感嘆今不如昔? 至於八、九十年代歌壇的缺失,唱片公司當年「盡賺」策略種下的惡果,都往往被隱埋,一如香港社會八、九十年代全速「發展」、「搵錢」以外的價值觀,都被擠壓到靠邊站。

總括來說,要重新思考香港流行音樂史,擺脫過往理所當然的偏頗觀點,起碼有兩個方向值得探討。其一是追本溯源,分析早期粵語歌如何被壓抑又如何在民眾間流傳,藉此思考粵語歌在歷史中錯失的種種可能。其二是需要跳出唱片公司和媒體設定的討論框架,既發掘被抹掉或瀕臨湮沒的故事,也探問粵語歌在不同脈絡下如何與香港人的生活經驗扣連。今天,民間改寫歌詞,為歌曲配以畫面再放上Youtube流傳等做法大行其道,個別歌曲更頗受大眾認同;同時,My Little Airport、林一峰等自作自唱的獨立音樂人擺脫傳統唱片公司的框框,寫與唱個人生活與我城的大小事,依然能在本地以至國內城市獲相當肯定。這些現象又豈能單從娛樂版、媒體年終頒獎禮與唱片公司大員的發言中看到?

畢竟,一個社群能夠唱自己的歌,唱出自己真正的聲音與情感,比賣出多少張專輯、多少張演唱會門票,或許更重要。


Pic 1: By billaday - http://www.flickr.com/photos/billselak/208253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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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4月 28, 2010

那些灑遍萬物的時光微塵

這兩天在試場中游弋,看見一張張認真的臉孔,或眉頭深鎖,或低頭疾筆,或自信滿滿,或半睡半醒,或雙目茫然。

兩小時與試題搏擊的過程,往後在他們的記憶中,到底還會剩下多少意義?

總有抉擇不了的選擇題。總有記不起的某些字詞。難以下筆的某段句子。似曾相識的情境。總是懷疑有沒有更好的解答方法。總是後悔寫了這些而放棄了那些。

時間過得越久,就越心急想寫得更多更好,可是越想說得多總是越難說得清楚。

不用困在試場考試的日子,我們還是要面對一而再的猶豫、緊張、興奮、幸運、挫敗、自豪、心虛、懊惱。

每一個選擇,看似很重要,看似也不太重要。

不也都是老生常談嗎? 生命旅程中,選擇星羅棋佈,又如何能知道眼前的大路小徑,帶我們去遇見什麼人、什麼風景? 某個微微移開的腳步,某次眼神的接觸,某句刻意經營或漫不經心的對白,都牽引我們迎向無法預知的未來。

我們多麼幸運,因為際遇沒有方程式,緣份沒法定義,生存沒有model answers,生活沒有marking scheme。

於是,我總是感激歲月。時間總不會是白過的 — 遇見任何一個人,聽見任何一句說話,無論什麼經歷,無論什麼風景,無論什麼時代,如何寧靜,如何紛擾,如何快樂,如何哀愁。

我已經記不起任何一份年輕時廢盡心思回答的考卷,但我記得一次又一次的難關,一次又一次的考驗,一次又一次的迷惘。時間仁慈地過去,我將漆黑的漆黑通通都喝光,天就光。

歲月給我累積了更多的歷練,為我往前走的每一步提供更精細的線索。

時光微塵墜入心坎,埋下種子,回憶潤澤,開出一片美麗花園。

即使記憶裡微不足道的片段,微塵堆起,構成今天的我,也為明天的我提供養份。

回憶從來不該只是懷舊。從今天年輕人的臉孔想到自己從前的青春,將過去帶到今天,認清曾經錯失的種種可能。歲月也如漫天灰塵, 過去現在融在一起,灑在面前,任我摘取片段。因為那些微塵,為我的明天引路、補給、祝福、點綴。

安哲羅普洛斯(Theo Angelepoulos)的新作《時光微塵》(The Dust of Time)有這樣出現在柏林的一句:

“To the dust of time that falls on everything…”

給時間給青春,也向每一位在我生命旅途中出現過的人乾杯致意。都因為你們某些說過或沒說過的話,做過或沒做過的事情,才給我種種甜酸並在的經驗,影響我今天這些無從評分的性格和思維。

懂得感激歲月,才能更有情感地、更有智慧地面對未來。

我還記起安哲羅普洛斯十二年前的作品《永遠的一天》(或《一生何求》)(Eternity and a Day):

How long will tomorrow last?
Eternity and a Day.

明天,既是一天,也是永恆。







2009: Still Walking
2008: 夜而日而夜無限多
2007: 隨風而行
2006: 給時間 給青春

Picture: "The Mysteries of Horizon" by René Magritte
http://www.infotekart.com/blog/jalbum/tableaux/remagrittechefdoeuvremystereshorizon.html

星期日, 3月 21, 2010

Our Lonely City — 與一峰一席話


暈塵按: 《Stadt 城市誌》的編輯邀我訪問林一峰時,並不知道我跟他已相識多年。這訪問在2009年6月初進行,在此之前我已很久沒與他碰面。這些年來,跟一峰坐下來好好談天的機會大概只有八、九次(不計演出期間後台閒聊),但每一遍都很深刻。即使跟他不算稔熟,但他總是非常銳利地,彷彿能讀懂周圍很多人和事,他的腦袋總是轉得很快而且有源源不絕的故事和意見,時而直率,時而深沉。

Stadt》是一本關於城市的雜誌,該期的主題是灣仔,訪談焦點自然也不離此。我和一峰歷年來碰面最多的地方也恰好是灣仔(主要在藝術中心後台),但提起一峰與城市,給我最深印象的,是2002年12月31日黃昏,我們一行三人談過很多想法以後,離開尖沙咀亞士厘道My Coffee,一直步行到佐敦。他揹起結他,要出發到黃金海岸除夕演出 (那次應是他最後一年到那兒除夕演出吧,此後幾年元旦他都步上叱吒台了)。他揚一揚手,說要趕去搭車,就一走一跳地沒入彌敦道的人群中。我很清楚記得那個身影—自信、自由、自主,清澈而縝密,淡素而斑爛,輕盈而巨大 — 都因為他看懂自己在這座城市要堅持什麼,要走向哪兒。

這篇訪談我自知寫得不夠好。問的時候和寫的時候都好像過於小心翼翼、力不從心。希望有機會再談再寫。


Our Lonely City – 專訪林一峰

原文刊於第二期《Stadt城市誌》(Nov – Dec 2009) [專題: 灣仔] (下圖來自《Stadt》)


林一峰的足跡踏遍東西南北,雙眼閱城無數。世界各大城市的名字逐一現身在他創作的歌曲中,異都經歷,我城故事,多年來都是他音樂的重要元素。聽他的歌,彷如窺見他在此城彼城中穿梭遊走,有時抽離旁觀,有時走入人群,捕捉都市的表情與聲調,探問人情冷熱,是一個時刻張開眼睛與耳朵的flâneur ,浪遊者。


音樂與城市

一峰說,他並非要透過歌曲,將城市風貌帶給聽眾 — 歌曲不是遊記也不是旅遊指南。在他的音樂中,城市是衣服,是背景。「城市最有趣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我的作品中,主幹其實是感情。讓感情套上不同衣服,藉城市講一些事。」

他舉例解釋這些「衣服」如何稱身:〈塗城記〉借曾灶財的事蹟,講創作的最高點 — 「放開自己」; 〈雪糕車〉透過本地屋邨仔的故事講簡單的滿足感; 〈曼克頓的最後一夜〉 借紐約這個不留情的地方去講 let go。

那麼,將歌曲中的曼克頓、布拉格換成其他城市也可以嗎? 「都得。但我的人生經歷剛巧去到那個地方。」這樣說來,歌詞提及的某一城市或許對林一峰有重要意義, 但聽眾聽起來,背景是哪個城市其實也沒所謂,他們自可將之換成任何一個城市,投入感情。「對啊,〈重回布拉格〉或〈重回維也納〉也可。」

但當然也有例外,有時他還是有意勾劃某城具體的面貌,寫當地獨有的故事或感覺,這樣城市就不僅是可替換的背景。一峰以新專輯《My Lonely Planet》中的〈維多利亞〉為例,歌詞藉一個等待丈夫歸航的婦人,「將香港的百年歷史用愛情故事的方式講出來」 。於是,「你的輪廓為他的幸福而改變」側寫為建設而移動的海岸線,「他的夢在數字裡幾度幻滅」濃縮了香港人與股票、地產等數字的愛恨情仇,「 你把他抱得更緊不讓他墜落」,如一峰所言,– 「每當有難的時候,大家就會當香港是家,就會團結」。此外,〈從百樂門到百老匯〉並列上海與紐約的璀燦與迷失,〈鼓浪雨〉描繪廈門的風光與閒適,都是將城市的外貌與性格注入歌曲的例子。

歌詞以外呢? 有人認為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一種sound,紐約是爵士樂,西雅圖是grunge等。一峰指出音樂應該能夠反映地方精神文化 — 「紐約有很多jazz,因為他們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折磨和享受……」 。因此他以紐約為背景的歌都帶爵士味道。

但在全球化和網路影響下,現在世界各地,聽的流行音樂都很類近。每個城市擁有獨特而具代表性的一種sound,還重要嗎?

「愈來愈不重要了, 但我覺得很可惜。」

那麼,香港的sound是什麼?

「……經過人哋唱緊K嘅卡拉OK房漏出來嘅聲。」這些sound重要嗎? 「希望有第二啲。」


灣仔 · 香港 · Pit Stop 或者家

談灣仔,林一峰一再強調的是它地理上的方便。人流匯聚,更多人的故事可以在此地發生。「 我演《馴情記》以後,開始常在灣仔出沒。我最要好的朋友都來自演藝,平時常在灣仔的酒吧聚腳……」

但在林一峰眼中,灣仔有一條不知是好還是壞的「命」。「灣仔是一個pit stop,是必經之路。要去銅鑼灣購物,要去中環金融樞紐、 去蒲,中間正是灣仔。從尖沙咀去港島,也是先經灣仔……它有新有舊,是地理上或心情上的交匯點。但不好的是它只可以是往下一站前的休憩站,留不住人。」

也許是的,居於灣仔會面對很多來自鄰區的誘惑,讓人剛回到家又想再下樓。不似北角、堅尼地城等地區,「很「屋企」的嘛」。 但真的只能是一個驛站嗎? 灣仔也有很多人居住,難道他們不會以此為家? 「當一個pit stop運作很多年以後,總有人會以它為家…… 」

所以,一峰說, 「隧道口出來喎,佢條命註定係被路過。你當灣仔係人,你話佢好命定唔好命? ……它是大家的朋友,大家的情人,但沒有人當它是第一位。」

聊起上來,一峰就想到,灣仔其實正是香港的縮影,都是旅途中的休憩站 — 不是嗎? 香港如此方便,本來就是中轉港口,國際交通樞紐,而且什麼也有。但是,一如灣仔,有人想要離開,有人視此為家。

「其實香港條命,〈維多利亞〉的歌詞已經寫了出來。大部份香港人都是移民來的, 是避難來的、偷渡來的。」所以大家總是想離開香港去其他地方? 「對, 大家都不過是暫住的,然後, 咦,一百年了,米已成坎了。」於是才以此地為家。

我問一峰,你視香港為家嗎? 「我冇得揀。」

他引用德國詩人的兩句話: 「家不是你住的地方/而是有人明白你的地方」,認為這種「家」的感覺, 不單在香港,在紐約、柏林也有 — 當感覺到四周的人大部份也明白自己,有種彼此聯繫的感應,這樣,大概就是回到家了。

「柏林是歐洲很寶貴的地方。因為它的破舊立新是有指標性的。由東西德二十年前合併開始,柏林就有這指標性。一想到點子、創意,很快就可以成事。在紐約搞創意,已有既定的路徑、方程式,有太長遠的歷史,很難突圍。柏林是一個很年青的紐約。」

我問他,跟柏林人那種共通的感覺是什麼? 「走在街上很舒服。 那裡很保護和尊重個人空間。」我明白的,柏林人經歷了戰爭與東西分割的歷史,更會尊重和包容他人,更冷靜自省。

然而,談到個人空間,他在香港其實無可避免地要犧牲一些自由。在外地,他是一個陌生的旅行者,路人與他或各不相干或友善交往,但在香港,林一峰卻是一個隨時會被注視的本地歌手,言行隨時被鏡頭所監視。但一峰沒有抱怨,因為名氣讓他賺到足夠的金錢去看更大的世界,「 犧牲少少唔緊要」。

不過,他仍然愛在香港到處逛,銅鑼灣鬧市、天星小輪、夜行電車,常可碰見他的身影。而且,他還有一個享受城市的方法 — 騎單車。每到一個城市,一峰都會找機會騎單車。 歐洲的大城市,不少都設單車徑,讓民眾踏單車上班上學,既環保又健康。一峰羨慕這些城市,回到香港他卻只能在夜深時騎單車,也不解香港為何還沒有政策提倡單車代步。

「 騎單車比乘汽車慢,但比走路快得多,這速度正可以讓你好好享受身邊的風景,但同時你要努力,要付出,才可以獲得這享受。我很喜歡這感覺。」


如果香港有顆心要守護

〈遊子意〉裡提到「每個城市都有顆心/不能輕易被看見」。我問一峰,香港的那顆心是什麼呢?

「哇,好大的問題……」一峰猶豫了一會,然後我們聊下去就開始慢慢探索這顆心。「香港人的心很脆弱……不輕易講感情,但其實大家有很濃厚的感情……」所以才這麼愛聽情歌嗎? 「不單依賴情歌,還有消費、五光十色、速度,都因為那顆心實在太脆弱……香港本身很命苦嘛,本來是給人避難而已……」

現在也不再是這種過客心態吧? 我念念不忘林一峰在天星鐘樓倒下前在報章發表的一篇文章〈橋.榕樹.獅子山〉,問「如果中環天星碼頭的鐘樓要倒下,有多少人的一部分會從此死去」。我問他對保護本土空間和文化的看法,他直言其實沒怎麼留意也沒什麼包袱,但他卻提起,身為創作人,希望捍衛香港另一個可能無可取代的角色 — 「香港嘅命運係要保存廣東話,點解有香港呢個地方出現就係要保存廣東話、保存繁體字。」我舉手同意,如他所說,「兩者都是中文的精髓」。香港因為獨特的歷史和政治原因,得以同時保存兩者。不過,面對普通話和簡體字的強勢,香港這角色似乎顯得更孤單。

我們自然談到廣東歌的任務。即使不少地區的人也講廣東話,但唯有香港有廣東歌工業,香港人的身分建構與廣東歌的關係千絲萬縷。如一峰指出「歌詞是廣東歌的靈魂」,我相信,廣東歌更有助廣東話流傳,影響力跨越時空,因此廣東歌確實有任重道遠的使命,即使它的光芒與昔日比較有所改變 (而不一定是黯淡了)。

他說部份內地的歌迷,會為了他的歌去學廣東話。但畢竟這還是少數,國語歌是重要的,因為能讓更多人明白,是推廣工具,「引人入局」。

「但係寫廣東歌會驕傲一啲, 咁難寫得好,咁難唱。將廣東歌做到完美係一個功績。」


說故事的人

林一峰自稱Storyteller,去年的音樂會就以此為名。問他原因,他說人是喜歡聽故事的,將所見所聞用故事的形式講出來,會更易被受落,也可流傳更廣。他的故事跟地方不一定有關,但他還是暗地裡背負使命感,有意識地藉廣東歌慢慢滲透,將不同時期的香港勾劃出來, 像〈雪糕車〉記述三十世代的成長經歷,〈塗城記〉講一個城市的legend,〈Vancouver Skyline〉回想移民潮,〈浪漫九龍城〉追憶一個曾經繁榮的地區,〈紅河村〉講屋邨小孩尋尋覓覓的歷程,細心聆聽這些歌詞,一幕幕來自不同時代的片段,自會組成一幅香港拼圖。

一峰笑言內地歌迷會更細心研究他的歌詞,透過他的歌去認識香港,反倒是香港人似乎不太熱衷於他所寫的歌詞。我說,大概都是這樣吧,人對異地愈不熟悉就愈是好奇,對自己天天擦身而過的事物卻總是視而不見。愈是親近,愈會錯過。

林一峰說自己不過是種花的園丁。我想,是不是因為遍地都是花,香港人直行直過,匆忙中不會停下來看他的花,但他的花園卻成了遊客的景點,給遊客用心注視。 「咦,唔通我嘅花係種畀遊客睇嘅?......香港總有人睇嘅,不過唔係多數。」

那麼,林一峰唱的都是他自己的故事嗎? 他斬釘截鐵地否認。「我知道其他人有這些經歷,然後就用「我」這身分去講故事。」

不過,即使他直言歌中的「我」是一種包裝,講的不是”my story”,但既然歌中的「我」是一峰觀察過的身邊人,也是跟他身處同一個community社群中的人,何不把歌中故事視為 Our Story,我們的故事? 「我們」各不相同,卻互相連繫,經驗互相編織。


後記

我問一峰入行多年來最愉快的經驗是什麼。他的答案是可以有多重身分 — 歌手、音樂人、寫作人、旅人等等,別人難以界定他。不願被框住的一峰,浪遊城市之間,卻總會回到香港 — 這個家或驛站,停靠休憩。世界如此變化,我們的城市或許愈來愈被困住,香港或者只能寂寞地守著某些家傳之寶,但動聽的故事卻仍俯拾皆是,就看我們有沒有用心蒐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說故事的人〉一文提過「故事必會佈滿說故事的人的足跡」,聽一峰的歌,或故事,也許就有這種感覺。

(照片: 愛睿客)

星期一, 3月 15, 2010

09年十月至10年二月 破


一晃眼就五個月,這裡真是堆塵如山,大概連網上蜘蛛都要悶得數塵為樂。偶然會被人問,你的blog幾個月不更新, 不內疚嗎? 難道又要到五月以後才再寫(然後十月又停)? 是的,我慚愧。但「公務/雜事纏身」這種理由(或藉口),總是堂而皇之。

既然如此,容我在此先草草完成這篇橫跨五個月的「月記」(主要是將本人在facebook上寫的片言絮語炒埋一碟)。

然後,本部落格需要有點改變,生活需要有點改變。

假如時間過了, 腦袋卻如舊,態度如舊,習慣如舊,我又如何以清醒的自己,面對一直轉動著的地球,以及那些一直在推動改變、尋求改變以至抗拒改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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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月1日還歷歷在目,晃眼十年,幾許晴雨,幾許憂患與喜悅, 幾多遍的相遇或離別,我都捨不得忘記。有說地球在失控地進步著,有說香港在循序漸進地沉淪著,我仍希望,在最壞時代做最好的事情。面對浩瀚的知識懂得謙遜、努力學習梳理,面對世界時刻保持好奇與清醒,面對高牆永遠站在蛋的一方,面對鏡子時刻警醒自己的缺失,這是我對未來十年為自己許下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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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這幾個月,反高鐵運動與其後所牽引的討論無疑是最值得思考的事件之一。失望與憤怒過後,我們重新學會珍惜我城。香港故事該由香港人民同寫新的一章。感謝那些美麗而堅毅的老中青,你們的鼓聲敲醒了依舊迷醉在發財大夢的人,你們苦行的步伐踏出了曙光漸亮的新路,年輕人的理智與感性是我城的光榮。從今,我們一起建立更美好、有公義的公民社會和城市。那些醜陋的權貴們,請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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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過年期間天天看到麥兜終於也像香港一眾大牌明星,站在權貴旁邊當陪襯哈哈哈,感覺好難受,好難過。麥兜不再是我認識的麥兜。 我嘆息的是在香港,無論明星歌星運動員以至動畫人物,都一律要自動笑笑口為政府為權貴站台,不論那個權貴是誰、不論他們講什麼做什麼。然後, 理由都是,搵兩餐啫,雖然他們其實都幾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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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蒙總編厚愛,應邀修訂了一篇寫於四年前,關於《麥兜菠蘿油王子》、《功夫》與我城歷史的長文。時間緊迫,工作排山倒海,無力多作修訂,只能任由自覺寫得不好、理論粗疏的文字獻醜出街。但我還是擠出一點時間加了此一小段: 「……那時候,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喜帖街仍然活生生,麥兜尚未成為政府熱情擁抱之星,周星馳尚未搭上長江七號。匆匆近四年,回想當時,重看今天,又有多少異同? 惟望人心點點滴滴的變化,能鬆動政府與利益集團築起的高牆,擋住高速的推土機,也讓我們終能逐漸認出那些一直視而不見的過去與現在。今天,由辨清歷史開始,思考更多此時此地的可能性。」

於是,我好期待未來數月即將與一位前輩合作的一項書寫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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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災難依舊。從海地到智利﹐還有很多戰爭中的、被遺忘的或被忽視的國度, 那些在貧病中掙扎的人,那些在朱門酒肉旁的凍死骨。我們在電腦前旁觀他人的痛苦,在變得冷漠以前,思考"Everybody Hurts"的意義,盡一丁點的力,那怕只是一丁點遙遠的幫助或微小的改變。

Everybody cries, and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是他也是你和我。

Make a Difference.

All you need is love.



2009年10月至2010年2月看的新電影

臉/蔡明亮

Das weiße Band/ The White Ribbon 白色恐懼 / Michael Haneke
看Michael Haneke的"The White Ribbon"時,去年參觀柏林納粹地堡感受過的陰寒一直揮之不去 (雖然本片故事發生在一戰前),導賞員問的那一句:「為什麼好端端的平民百姓都自願成了納粹」又浮現腦海。Haneke再一部冷冽經典,父權、神權與階級暴力固然顯眼,然而孩子褪下白色純潔以後,誰都可能成為施暴者,視他者為惡為賤﹐對那些比自己弱小的人施予或明或暗的暴力。虛偽的秩序與教條背後是四面埋伏的仇恨。暴力時而變身、時而隱形,無處不在卻又難以辨認,能防的只有自己不成為共謀的施暴者。
Air Doll 空氣人形 / 是枝裕和
《空氣人形》叩問生死,空氣無形,靈魂無形,中間隔著可燃廢物名為軀殼。來去如風,孤身來獨身去,風掠過種子散落,流動就是美,彼此空氣中相遇才是圓滿。(誰改片名將主角「空氣」換成「膠」?)
Looking for Eric 尋找簡東拿 / Ken Loach
英國Ken Loach的Looking for Eric減輕了前作銳利的政治與左翼批判, 回到人生, 關係, 信任等基本課題, 更有無權者的solidarity, 幽默而蒼涼, 瘋狂而窩心。輕巧, 但一樣精彩、有力。
不能沒有你 /戴立忍
《不能沒有你》黑白影像如詩,靜默有歌,勾劃出所謂現代文明,不過是藏在樣板笑容下的制度和規條,官僚與冷漠將活在最底層的兩父女置於海中載浮載沉,無權者的生存與生活在文明鐵壁前都脆弱易碎。人心關起會細小如塵,我們都是制度中的旁觀者或共謀者。唯有用心一直看一直看,才得見深淵上的一抹陽光。
Synecdoche, New York 腦作大業 / Charlie Kaufman
Mother 骨肉同謀 / 奉俊昊
Palermo Shooting 巴拉莫死神約會 / Wim Wenders
Deutschland 09 / 09德國十三章
Broken Embraces 情婦的情夫 / Pedro Almodavar
或者我已失去對艾慕杜華電影的熱情(或從不算有?)。《Broken Embraces》最動人的是那些圍繞「破碎」和「殘缺」的意象—照片、錄影、記憶、感情,縱碎猶在,重組或可借殼還魂。無聲可讀唇, 失明可聽海,生死隔而餘溫在,人逝而菲林長存。我們都是瞎子摸象,何曾擁抱一個人的全部?
Thirst 飢渴有罪 / 朴贊郁
Kirschblüten – Hanami/Cherry Blossoms/快樂的傷逝 / Doris Dörrie
New York, I Love You 我愛紐約
Jerichow 妒火焚身 / Christian Petzold
潮爆北京 / 李照興

2009年10月到2010年2月聽的新專輯

world’s end girlfriend: 《空氣人形》電影原聲專輯
My Little Airport; 《介乎旺角與法國的詩意》
Eels : 《End Time》
Kings of Convenienc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盧廣仲: 《七天》
Massive Attack 《Heligoland》
Sade: 《Soldier of Love》
甜梅號: 《腦海群島》
Hot Chip: 《One Life Stand》
王菀之: 《On Wings of Time》
1976:《不合時宜》
謝安琪: 《Slowness》
蛋堡Soft Lipa: 《Winter Sweet》
陳建騏: 《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舞台劇音樂
Jamie Cullum :《The Pursuit》
坂本龍一: 《Out of Noise/ Playing the Piano》
陳建騏: 《帶我去遠方》電影原聲
《不能沒有你》電影原聲
林宥嘉:《感官/世界》
Swing: 《武當》
Air: 《Love 2》
Mr. : 《If I am》
林一峰: 《戀愛總是平靜地意外……來臨》
Brett Anderson: 《Slow Attack》
Zee Avi : 《Zee Avi》
麥浚龍: 《天生地夢》
RubberBand: 《Beaming》
Lady Gaga: 《The Fame Monster》
劉美君: 《Queen of Hardships》
Pet Shop Boys :《Christmas》
Morrissey: 《Swords》
Morrissey: 《Years of Refusal》
伍家輝: 《我瘋你》
何韻詩:《Heroes》
Athelete: 《Black Swan》
Zero 7 :《Yeah Ghost》

2009年10月到2010年1月看的演出

《縱貫線演唱會》
《一峰二汶好天氣》演唱會
《戀愛總是平靜地意外身亡》/ W創作社
《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 /非常林奕華
終於看了《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最觸動我的一場是張威逐一憶起每個下屬來面試時的樣子,他們的抱負、青澀或茫然,然後張威也憶起多少年前的自己, 初來見工時滿懷的希望。可是生活與生存總朝著我們未可料的方向疾馳,無法追回。看見年青的他人也照見當時年青的自己。把消失的過去重新辨認出來,自會明白從前的種種錯失。大偉把年輕的李想(或過去的自己)從百層大樓頂拉下同歸於盡,卻讓張威從此記住了李想,或,那些死去的理想。其實你不懂我的心,我和你,根本就是同一個人,只是隔了一道叫「歲月」的長長樓梯。
(圖: 暈塵攝於柏林, East Side Gallery, 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