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博物館找歷史

登上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官方網頁 ，發現它的理想(Vision)是這樣簡單兩句：

「竭誠提供優質博物館服務、配合香港發展為世界級大都會及盛事之都。」

原來歷史博物館最重要的「理想」，是為了配合香港的「世界級」和令這裡有「盛事」。這跟其他博物館，甚至跟迪士尼樂園、大型商場的「理想」，又有什麼分別呢？它們也是世界級，也是盛事連連啊！歷史到底在哪裡呢？

再看下去，它的七項使命（Mission)中，首兩項的重點是「致力保存及弘揚香港的歷史文化遺產」以及「增進市民對中國及香港歷史文化的認識，藉以提升文化素質、培養市民對中國及香港的歸屬感」。

在這首兩項使命中，博物館的歷史觀和政治目的便清晰可見 – 歷史是要來「弘揚」的（而且是中國「及」香港的歷史文化），最終是要「培養市民對中國及香港的歸屬感」。

Tony Bennett認為，博物館最重要的社會功能，就是協助政府加強對群眾的管治，讓人在珍貴罕見的藏品包圍下，自然地產生敬懼之心，服從規則和指引。當參觀者踏進博物館，就會依照指示而行。博物館可算是紀律社會（discipline society）中的其中一個訓導場所（disciplinary complex） ，讓人自然地懾服而緊跟設定的路線。

是誰握有權力設定路線呢？ 大部份人踏進香港歷史博物館，自會跟隨館方規範的路線，順著精心設計的次序參觀，最終館方（或者政府）要達到的目的當然就是「弘揚歷史」和「培養市民對中國和香港的歸屬感」。

所以，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路線開首的一大段路，是大自然、史前原始人和歷朝中國人在香港的生活，目的當然是要強調，香港的歷史是從史前開始，並且一直跟中國「血脈相連」，殖民歷史不過是這幾萬年之中的其中一百年。這跟Abbas所說的「殖民歷史就是香港唯一可知的歷史」自然大相逕庭。

事實上，博物館呈現歷史，本身就有它先天的限制和含糊性，以及背後權力的操控和角力。 博物館保存和展現什麼文物藏品，如何表述歷史和記憶，必然經過政府的授權，這同時也意味更多的過去被忽略、遺棄甚至埋沒，是一種對過去名正言順的抹殺。選擇的準則既是由政府轄下的博物館而定，自然是要依照上述的「理想」和「使命」來訂立。因此，我們不難想像香港歷史博物館會以什麼樣的過去為重點，那一些過去又會被刻意淡化甚至略過。如此這樣，才可以展現我們多麼「世界級」，香港的歷史又如何充滿「盛事」。

除了政府的權力操控，博物館本身面積、經費等的限制，亦令它必然只能呈現歷史的一小部份。博物館不一定「增進」我們對歷史的認識，相反，它本質上限制了歷史，以官方或學術權威之名，抹殺那些對官方「沒有意義」的記憶和過去，也隱去很多寂寂無名的人的故事。而博物館慣用的直線歷史敘述，以及歷史不斷進步的理論（香港由原始人社會進步到漁港，再一步一步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亦是班雅明所批判的。

如此說來，博物館並不是保存過去的可靠方法。事實上，城市本身就是記憶的寶庫，人們往往可以藉當中的景物喚回記憶。每一個城市人都會有他/她自己版本的城市記憶，每一次回憶又會呈現不同的城市面貌。

不同年代的個人和城市記憶，可以相遇、相認、融合。認出過去，把過去帶到現在，明白過去種種錯失的可能，都是班雅明所說的重要歷史意義。這些歷史意義，並不是可以在博物館找到的。博物館只規範了一條沿直線時間向前行的路線，沿路見到的是不斷的進步，實際上局限了歷史想像，難以帶給人重要的歷史真締。

遺憾的是，在資本主義發展與政府建設國際大都會的大論述下，城市的面貌被高速改變，建築物與舊社區不斷消失，市民的記憶一再被抹掉，最後只能憑弔那些被切割下來的碎片。

既然博物館有如此多限制，那麼較理想的博物館形式可以是怎樣呢？

Tony Bennett 提出，博物館館長(curator)不應該擔當一個超然的專家角色。他的責任應該是邀請博物館工作人員以外的當地人，決定什麼是博物館的重要課題，然後用他們提供的展品來展覽。館長的任務是從旁協助，而不是決定。民間的參與是理想博物館所必須的。

在香港，政府需要抓緊博物館的決策權，因為它有如此充滿政治意味的理想和使命。在殖民地時代，歷史是不需要的，因此我們對歷史的認識都很蒼白。到了後殖民年代，歷史博物館一下子就要藉歷史來培養我們對中國和香港的歸屬感，又要配合世界級大都會的定位，自然需要抹去很多不符合此方向的過去，例如有關六七暴動、六四等重要事件的描述，著墨便顯得不成比例。

也許，參觀歷史博物館最重要的意義，其實不在於當中看到什麼展品、什麼文物，而是要思考我們在當中看不到什麼和為什麼看不到。

我們也不應忘記，城市其實也是一個更大的博物館，讓我們在沒有特定路線的情況下，找到更多歷史和記憶，看到和聽到更多人的故事，並與過去相認，思考城市過去種種錯失的可能。

Photos courtesy of 紅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