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9月 19, 2011

革命總未成功 百年如此孤寂


看進念‧二十面體的《百年之孤寂10.0文化大革命》之前,沒有也不需要期望什麼意外的驚喜,畢竟看榮念曾的作品,知道一定是要不斷地提問與被提問、不斷地探索與否定,不斷地反覆經歷與反覆挑戰。

於是,預期中的風格與符號固然出現,卻又因為多了新加坡劇場工作者和一班創意書院的學生參與而有點不同。

副題雖然是文化大革命,而榮念曾在演後座談也多番提到文革,但我還是將之看成包括文革的種種大小變革 — 失敗的,或終成悲劇的; 民眾發動的、野心家發動的、或是以革命為皮謀權為實的。

百年中國,革了幾多次命,我們還是永恆的在提問,永恆的遙指某一遠方,永恆的極目遠望,永恆的跌跌撞撞,永恆的從一邊走向另一邊。黑白灰之間,總有如影隨形的一抹紅。紅色的黑影,紅色的聲音,紅色的氣味。即使如今黑白紅灰之間多了金色從天而降。

於是,革命總未成功,百年仍是如此孤寂。

最觸動我的是近尾聲,台上一位年輕男生抱頭蹲在地上,可能是在睡覺、沉思、苦惱或暈眩,其時一盞盞台燈降下,懸在半空甚至靠近地面,在光線交錯之中,少年無助卻又彷似新生。希望,可能就在某個瞬間點起。

然後,一個又一個年輕人,繼續從左走向右,卻不再穿慣常在台上出現的黑白衣服,而是換上日常不過的便服。像回到了某種現實,蘸上了種種最普通卻又足以動人的真實色彩。海浪聲響起,他們捧著隨身物行走,如同穿越分成兩半的海,離開苦難,步向某道不知名的光。

榮念曾在座談中一直提到跟年輕人合作的愉快。是的,年輕人,尤其是好奇用心的年輕人,總是讓人感到希望的。

印在紅布上的「場刊」中有問,劇場有沒有可能改變社會? 這問題不易答。但在香港,起碼希望觀眾會知道,劇場除了娛樂以外,還是一個讓人思考的空間。思考,即是有一些東西不是一看即明的,不是有既定答案和方程式的。演出的好壞可以討論,拒絕思考就是放棄更多的可能性。看著這麼多觀眾提早離場,我想﹐劇場的革命,這麼多年了,在香港,也許還是寂寞的。


(圖為印在一塊紅布上的「場刊」)
(觀賞場次:2011年9月16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星期一, 9月 12, 2011

9‧11‧10年



二十年前的暑假,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登上紐約世貿中心頂層。那時候,蘇聯與東歐共產政權倒台不久,美國氣勢如虹。也是那時候,我最受美國文化影響,愛看荷里活片,羨慕一眾在美國讀書的舊同學,嚮往美式生活,也信奉華爾街價值。站在世貿中心頂層,紐約在腳下,滿目繁華,自由神像在眼前,我心裡還對畢業後的將來有著種種憧憬 — 即使那時的想像已充滿矛盾,在華爾街和百老匯之間猶豫顧盼。

十年前的這夜,我看完范曉萱演唱會出來,就收到短訊、電話。我在半小時的小巴車程中,與同車乘客和司機聽著電台廣播,時而驚呼,時而低吟,時而沉默。在訊息還混亂的時候,看到電視影象只有驚訝、憂心,對世界的未來完無法想像,只知道,將會有巨大的變化 — 可能有更多恐怖襲擊,可能是世界大戰,只肯定不會有超人或美國隊長出來拯救。

很多人的生命在毫無預兆的一天突然中斷,很多人的生命因為親人的逝去而改變,更多人曾經說過,要珍惜眼前人。然後,哀傷的人不能忘記悲痛,旁觀者卻早已忘記自己曾經對生命省思的那一天,繼續營營役役,忘了有愛,心中常恨。

然後,當美國復仇心切,當世界籠罩在恐襲的陰影底下,仇恨與恐懼瀰漫,有好多人和事,從此走上不歸路 — 無論更好、或更壞、或兩者並存。

然後,我看到了也思考了更多觀點。十年前我在一家與我貌不合神也離的公司市場部工作。然後我在職場遊蕩之間,一頭裁進文化研究的領域,據說,我會學習聆聽他者、培育感知的能力、探討自我和群體改變的可能。(註)

十年過去,世界格局大大變動,怎麼看都不似在向好的方向走。政客依然操弄恐懼政治(politics of fear),大國依然要建構共同敵人,恐襲威脅未有退卻,排外情緒卻在經濟困局下在歐美蔓延。

種種反恐行動與安檢設施,能阻延恐襲的出現、能斬殺一個首領、能拔走一個組織卻無法除根。關鍵還是人心。

什麼時候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才能聆聽、尊重彼此?或者這從來都不可能。那麼,我們只能從自己做起。

今天,我已不再會為荷里活片雀躍,不再嚮往美國文化,對華爾街價值也諸多批判。但我從當天職業是推廣產品到今天有責任傳遞知識,我知道,尊重生命、維護弱勢、聆聽他者、包容異見、懷疑權力,這些才是當今最需要推廣的。

我在柏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牆上看到這句:"It happened, therefore it can happen again: this is the core of what we have to say"(Primo Levi),很震撼,一直未能忘懷。時刻提防悲劇再現的責任,不只在政府,還有每一個人,如何從自己的生活與價值觀開始,反思、坐言、起行、感染他人。

今天,我們哀悼逝去的生命,向紐約人民致意。在沉默的悼念過後,我們每一個人對鏡自省,從自己做起,不只要誰誰會被擊殺,而是追求真正的改變,真正的和平,與每一個人都能有的自由、公義。

(圖: Temme Barkin-Leeds, Untitled; from CNN 9/11 Ripple )

(註: 詳見《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羅永生主編,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進一步出版)

星期日, 9月 04, 2011

一、二、三到你



即將開學的心情該是怎樣呢。小時候,總是戰戰兢兢,翻開新課本也敞開了好奇心,想像和新朋友去玩樂,祈求不要犯太多錯,渴望懂多一點,分數多一點點。

跳上一級或跳前一步,都有新景象吧。無論活了幾多年,長了幾多歲,每年還有開學的心情,人就不那麼容易怨老

每踏一步就是一種色彩。誰說跳飛機要由1數到10呢?隨心而跳吧,從哪個數字到哪個數字都不要緊。這一格到那一格,每個人連起一串串不同的密碼,踏出色彩各異的路線。

一,二,三到你。


(圖:2011年7月攝於荷蘭阿姆斯特丹Nieuwezijds Voorburgwal)

星期四, 4月 28, 2011

究竟天有幾高


有時候,我們都想乘航班,飛到彩虹交匯處
小時候常讀的兒童雜誌,除了最廣為人認識的《兒童樂園》以外,我還特別記得《占美樂園》。它常有一些那時看起來很好玩的遊戲,其中一款是整頁繪上一個場景,也許跟《清明上河圖》類似吧,是那種細節豐富、充滿各種人物表情、動作的畫面。遊戲的指示說,你每次細心閱讀圖片,用心記著。隔天再看,你就會發現圖片已經不一樣了,有很多不同的東西會跑出來。還是小孩子的我,真的驚訝了,既難以相信那幅圖會自動變化,卻又不能理解為什麼每次重看,它都不一樣,都好像多了一些什麼,又少了一些什麼。那時我想,如果我能把這一張圖捉緊就好了,圖中的人和物不會走失,又不會突然多了什麼不速之客,就這樣定格起來。是的,從前會這樣想。是的,從前不明白,我們看到的,我們記得的,我們想像的,現實存在的,其實並不是同一回事。

上星期在電影院重看伊朗導演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的《伍》(Five)(2003)。我明白很多人受不了這部只有五個超長鏡頭的電影,但我決意要再看,是因為我太喜歡第一段 — 就只盯著那在海邊漂流的一截木頭十多分鐘。它浮游、掙扎、斷裂、追趕、放棄、沉默,浪花是背景也是配樂,木頭和海就是主角。越是簡單,卻越難記住。每一次看就有新發現。每一次凝視,就是重新一次的認識、理解、詮釋、記憶、感知。

然而,日復日,又花了多少時間,用心凝視?

本來想回顧並排列「暈塵肆拾廣東歌」,但一來事忙,二來漸漸覺得有點無聊牽強,就先擱下。我心裡排的位置一直在變,唯一不變的,是一開始已把第一位留給1981年林子祥的〈究竟天有幾高〉。

大概年輕時什麼都總想有確實的答案吧。天多高海多深,就想追尋一堆數字,隨便信賴一堆別人的話以為是答案。

景隨人轉,心隨境轉,境隨心轉。說來易懂,甚至老生常談,卻還是要走過許多路,才開始一步一步學習,答案並不在遠處,而是,一直就在風中盤旋。

重要的不是天有多高這答案,而是發問、發現、發生的過程。

以為計算出天有多高就是掌握知識,那只不過是另一種井底蛙吧。在知識面前,要走過多少年頭,才懂得謙遜,才懂得不斷探索的必要。在天地之間,要拐過多少彎角,才懂得人的局限和不足。在歲月面前,要經過多少曲折,才知道怎樣在無法預計的機緣之中,隨風而行。

孩童的年月早已遠去。但我仍常常提醒自己,時刻保持好奇心,放下眼前所有無謂的標籤;青春早已溜走,但不要讓想像力也被綁架。

放慢腳步,細心凝視熟悉與不熟悉的。時刻警醒自己,擇善而行, 而且,要努力把風景的細節看出來,盡力讓別人也看到更美好的風景。

革命從自己開始。好風光,從好奇心開始,從凝視開始,從細心開始,從身邊開始,從行動開始。

今天,是回顧,是發問, 是前望,也是感恩。


風翻開了書
就由這頁讀起吧
書內陽光正好

筆記本摺出皺紋
塗滿可敬的疤痕
筆墨是河
塵埃在跳舞
黃昏微黃了照片
藍光影碟藍了藍天
你問我到底在看什麼

這,不過是我的
私人
風景

究竟天有幾高 (1981)
林子祥

詞:林振強
曲:林子祥


究竟天有幾高
我想飛 飛進星河路
可惜天雖我能望到
卻是太高觸不到

究竟星有幾高
掛空中 使我不迷路
我想飛 想與雲共舞
要在半空醉倒

途人搖頭問我 為何常常獨個
對那遠遠星空唱歌
但是寂寞是我 雲兒才明白我
銀河繁星照亮我

究竟星有幾高
布空中 把世間圍捕
究竟星可有曾望到
我在暗中跌倒
 

2010: 那些灑遍萬物的時光微塵
2009: Still Walking
2008: 夜而日而夜無限多
2007: 隨風而行
2006: 給時間 給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