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在遙遠的我們以為自己可以做很多，可以貢獻很多，澎湃的情感驅使我們，以為再出一分力，我們就可以跟他們一起，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
於是，我們捐錢、唱歌、遊行。每天盯著電視，老中青都熱烈地討論著。報紙有很多只有文字的廣告，某某人某某團體聯署支持民運。商店販賣學運領袖T shirt, 滿街都是沸騰的聲音。全城一致聲援。沒有人爭拗，沒有人退縮，因為所有人都以為看見光明。
槍聲響起。悲憤的我們仍然以為自己可以做很多。於是，我們繼續捐錢、唱歌、遊行，每天盯著電視。學生都臂纏黑紗，老師都激動得講不了課。罷市、汽車響號、商店門外貼著悲傷的字句。報紙出現更多只有黑字的廣告，某某人某某團體聯署，沉痛哀悼，或嚴正譴責。
為了突破新聞封鎖，在那個沒有互聯網的年頭，全城人四出搜羅內地民眾和公司的地址、傳真號碼，然後把香港報紙的報導寄去一個又一個陌生的地址，希望有人看見。我寄過的那一批信件，最終有人收到嗎?
今天看來，這些事實，都顯得有點不可思議。但這些都是我們曾經在香港親身經歷過的，所以，我們要繼續把故事說下去。
只是，廿年過去。我們生活如常，繼續自由玩樂。「無奈我戀世俗/戀我事/戀我夢」。那些他們，卻都告別了，或者身陷黑暗，或者背負著沉重的罪名。而我們，原來都是逃兵。
「然而後來我們不得不發現，原來在緊要關頭，我們並不一能一同赴死。...我們虧欠，所以要不斷地敘述、流傳、突破封鎖。......我們懶惰，始終欠六四一點東西。」(鄧小樺，〈我怎麼會在這裡〉，《字花》，2009年4-5月第19期，頁36)
或者，廿年後的傷痛，是發現我們都曾吃過那些蘸了血的經濟發展饅頭 (練乙錚借魯迅語)，享受別人痛苦換來的利益。然後，身邊有些我們，說那些血，沒有什麼大不了。
然而，我們仍然需要做很多。我們更需要重新思考，堅持下去的動力，延續的方式。
「廣場意象的公開性和公共性是希臘式的，跟封閉的、單向的、由上而下的密室意象勢不兩立。自由之路，由廣場開始。每一個行動者，都把廣場帶在身上，互相以血肉之軀，組成彼此的廣場。」(董啟章，〈作為「行動」的八九學生抗爭〉，《明報》，2009年6月2日)
「你確實是累了。疲倦、害怕。任何人都會有這樣的時候。覺得一切一切都好像錯了。所以停下腳步。....不過只能夠跳舞。.....所以跳舞吧，只要音樂還繼續響著。」(村上春樹，《舞·舞·舞》)
我們，由眾數組成的各別不同的我們，只有跳舞﹐隨著那些已經湮遠的青春舞曲，扛起偌大的廣場，不停地跳下去。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有責任繼續跳下去，讓他們都看見，讓音樂不會靜止，讓薪火不會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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